金策略 1949年，一个红军叛徒大摇大摆走进江西万安区政府，以老党员的身份大
1949年，一个红军叛徒大摇大摆走进江西万安区政府，以老党员的身份大言不惭地提要求：“第一，给我恢复党籍；第二我身体不好政府要给我治病；第三给我分配工作，我觉得我适合当中国驻苏联的领事……”
1951年秋，北京方面对一份死刑判决的批复还在路上，关押在狱中的曾洪易却没能等到它送达。严重的肺结核先一步要了他的命，这个曾经在赣东北苏区手握重权的人物，最终以一种近乎被遗忘的方式结束了生命。
而他留在人间的最后几页交代材料里，依然写着想去苏联当领事、不想去北京工作的请求，仿佛窗外的世界还是他记忆中的1931年。
曾洪易的起点，比大多数人都高。1924年入党，在那个年代意味着绝对的老资格，后来又被派往苏联留学，喝过洋墨水，懂得俄文。
1931年，中央将他派往赣东北苏区，出任最高领导。那一年，方志敏、邵式平这些在当地浴血奋战多年的干部，忽然发现头顶上多了一个从莫斯科空降来的年轻人。
曾洪易一到任，就把苏联学来的那套东西原样搬了过来。很快，苏区的工作重心从对敌斗争转向了内部。他设立了一套又一套审查程序，干部之间但凡有过争论、有不同意见的，都可能被翻出来重新定性。方志敏和邵式平因为对他的做法提出过异议，一度被勒令停职写检讨。
那几年里，赣东北苏区被扣上各种罪名的人一批接一批，不少基层指挥员和骨干战士被调离、关押或者干脆清洗。部队的士气肉眼可见地滑落，逃兵现象屡禁不止，根据地群众对这支队伍的信任也开始松动。
这一切的后果，在1933年到1934年间集中爆发。国民党发动第五次“围剿”，赣东北根据地在内外交困之下遭到重创。曾洪易在军事指挥上的无能暴露无遗，中央不得不紧急将方志敏重新起用，收拾残局，而曾洪易则被调往浙江江山县。
江山这一带，山高路窄，群众基础薄弱。曾洪易对这样的地方毫无兴趣，没待多久便擅自离开，辗转往上海方向去，说是要找上级组织汇报。
但当时的上海，地下党正处于最为艰难的时期，国民党特务机关布下的网层层叠叠。曾洪易没找到组织，却碰上了另一个已经变节的老熟人。对方把自首后的生活描绘得风平浪静，甚至还替国民党方面传话：只要过去办个手续，人身安全有绝对保证。
1935年前后，曾洪易在南京正式办理了变节手续。这一步，让他从苏区最高领导变成了敌人阵营里的一个技术型幕僚。他随后加入国民党，被安排进相关机构，专门讲授游击战术和“剿共”对策。当年他在苏区参与制定、亲眼见过的那些战法，被他一五一十地拆解开来，变成了课堂上的教材。
1949年，万安解放。曾洪易并没有逃走，或许他认为自己那段历史已经足够模糊了。周围一些邻居只知道他早年闹过革命，并不清楚后面那些事。
在众人的提议下，他走进新成立的区政府，大大方方登记了自己老党员、老红军的身份，随即提出恢复党籍、公费治病，以及安排驻外领事工作这三项要求。基层工作人员依规接待了他，做好记录，然后将情况逐级上报。
这份材料很快摆到了江西省主席邵式平的案头。邵式平对曾洪易这个名字，记得比谁都清楚。他没有急于下令抓捕，而是让人以安排工作为由，通知曾洪易前往吉安报到。
曾洪易毫无警觉，去吉安的路上还在念叨自己的俄文水平和驻外志向。进了吉安，等待他的不是任命书，而是手铐。直到此时，他才被告知，这一切是由邵式平亲自做的部署。
审讯期间，曾洪易用了一套精心编织的说辞为自己辩解。他声称当年离开组织后并未真正投敌，只是脱离了关系，后来还一度为苏联空军顾问做过俄文翻译，对抗战有过帮助。
这套说法和他当年在赣东北推卸责任的路数如出一辙，但历史留下的记录远比他想象的详细。他在国民党机关讲授游击课程的档案、变节自首的相关材料，都已陆续被找到。
宣判之后，曾洪易的身体已经垮了。牢房潮湿逼仄，他的肺病一日重过一日。1951年10月，死刑复核程序还没走完，他就在病痛中断了气。从赣东北苏区的最高指挥者，到国民党的变节教员，再到狱中一个抱着不切实际幻想死去的人，这条下坠的弧线，他用了十几年时间画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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